当地时间5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华尔兹为下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任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兼任临时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调整不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次重大内阁洗牌，也暴露出美国霸权体系在多重危机冲击下的结构性困境。
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变动本质上是其“美国优先”理念与传统外交建制派的激烈碰撞。华尔兹转岗的直接原因是3月的“信号门”事件：他在讨论也门军事行动时意外将《大西洋》杂志编辑加入Signal群聊，导致作战计划泄露。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策主张与特朗普的根本冲突。华尔兹作为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代表，主张对俄强硬、保留北约承诺，甚至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特朗普则急于推动俄乌和谈，甚至默许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这种理念冲突在华尔兹4月29日公开批评北约盟友“无力承担防务责任”时达到顶点，触碰到特朗普的政治红线。
鲁比奥的集权化角色反映特朗普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作为国务卿，鲁比奥主导的国务院重组计划裁撤了132个机构、削减15%人员，将外交资源集中于“大国竞争”。他兼任国安顾问后，成为自基辛格1973年以来首位同时掌控国务卿与国安顾问职权的官员，标志着美国外交决策权进一步向总统个人集中。这种模式虽能提高效率，但也加剧了政策武断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