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华尔兹为下一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任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兼任临时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调整不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次重大内阁洗牌，也揭示了美国霸权体系在多重危机冲击下的结构性困境。从国务院重组到斡旋俄乌和谈进展不利，再到“信号门”事件及鲁比奥身兼国务卿与国安顾问，特朗普政府的人事震荡反映了其战略收缩、国内政治压力与制度性危机的交织，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加速转向单边主义、交易主义与强人政治。
特朗普政府的人事变动本质上是其“美国优先”理念与传统外交建制派的激烈碰撞。华尔兹转岗的直接导火索是3月的“信号门”事件：他意外将《大西洋》杂志编辑加入讨论也门军事行动的Signal群聊，导致作战计划泄露。更深层矛盾在于华尔兹的政策主张与特朗普的根本冲突。作为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代表，华尔兹主张对俄强硬、保留北约承诺，甚至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特朗普则急于推动俄乌和谈，甚至默许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这种理念冲突在华尔兹公开批评北约盟友无力承担防务责任时达到顶点，直接触碰到特朗普的政治红线。
鲁比奥的集权化角色反映特朗普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作为国务卿，鲁比奥主导的国务院重组计划裁撤多个机构，削减人员，将外交资源集中于“大国竞争”。他兼任国安顾问后，成为自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控国务卿与国安顾问职权的官员，标志美国外交决策权进一步向总统个人集中。这种模式虽能提高效率，但也加剧政策武断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