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迎来了络绎不绝的青少年观众。序厅内，4015页“钱学森手稿”如一朵蘑菇云在空中升腾，象征着钱学森从归国到主持“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4015个日夜。孩子们驻足凝视，心中播下创新的种子。
今年是钱学森归国70周年，也是全国首个“钱学森班”创立20周年。人们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钱学森寄望中国教育能培养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1%，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放眼全球，我国仍在努力追赶教育科技和综合国力的发展。
“钱学森之问”直面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系的成就与不足。恢复高考激发的人口红利支撑了“世界工厂”的崛起，但我国亟需向人才红利转变，高等教育作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被赋予重任。答好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教育现状，更关系到未来的创新。
过去20年里，书院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相继启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体系化建设推进，“拔尖计划”“强基计划”逐步落实。中国实验室不断涌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高温超导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问世；嫦娥六号月背采样、梦想号探秘大洋、深中通道踏浪海天、南极秦岭站崛起冰原……创新的中国充满活力，顶尖人才与国家创新生态深度共鸣。
尽管如此，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仍任重道远。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今天，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站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20年，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需要更好地回答“钱学森之问”。
教育理念需要从唯分数论转向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让创新的火种在标准答案之外诞生。深化改革，多维度评价人才，破除成果数量堆砌，为更多杰出人才的成长提供土壤。扩大开放，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邃的战略眼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钱学森之问”或许没有终极答案，但它是一把永不生锈的标尺，衡量每一代人的担当。当我们不再执念于何时出大师，而是深耕人才成长的土壤时，彼时中国自会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站在我们今日搭建的阶梯上，提出新的创新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