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裁判文书网“法官隐名”一事作出回应，再次将公众视线聚焦于司法公开这一重大议题。1月7日，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向媒体明确说明，在案件中依法履职的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姓名，在上网文书中不作隐名处理。案号作为区分案件类型、次序的重要标识，也予以保留。实践中，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地将法官姓名和案号隐去，显属不当。最高法已关注到上述问题，并安排相关法院进行整改。
这一说明虽然澄清了“操作失误”本身，但也揭示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看似偶然的技术疏漏，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司法公开在经历十年迅猛发展后所面临的深层系统性压力与转型阵痛。从早期“应公开尽公开”原则下的快速增长，到近年上网文书数量的剧烈波动，再到为平衡隐私保护而引发的争议，这项承载着推动法治进步使命的工程，其道路可谓曲折。我们不得不深思如何才能真正将这件“好事”办好，并使之行稳致远。
要全面理解当下的争议，必须回顾裁判文书公开的宏观数据轨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官方数据，2020年上网文书达1920万件，为历史峰值；2021年降至1490万件，同比下降约22.4%；2022年为1040万件，降幅扩大至约30.2%；2023年更是降至511万件的低谷，同比骤降50.9%。而在2024年，数据强势反弹至1040.2万件，同比大幅增长约103.5%。这种“断崖式下跌”与“V型反弹”交织的“过山车”行情，清晰地反映了系统处于深刻调整期的不稳定状态。“法官隐名”事件只是这一宏大背景下的一处显性症候，远非“操作不熟”等偶然因素所能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