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孩围成一圈，伸出手臂，对着镜头绽放笑容。在她们每个人的手掌和手臂上，都布满了鲜艳刺目的红色斑疹——这是梅毒二期的典型症状。照片背景板上写着：“梅毒扩散中，早检查，早获得治疗。”这张在日本社交媒体上疯传的照片，与其说是在呼吁检测，不如说是在宣告一种绝望的集体狂欢。当感染成为一种可以“分享”的群体经验，当病毒成为融入圈子的“投名状”，耻辱感便荡然无存。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日本梅毒感染人数已连续几年突破万例，2023年更以15,902例创下历史新高。女性感染者中，20多岁的年轻女性占据了绝对主力。这背后是一个国家正在“物理腐烂”的现实——而“梅毒”不过是日本年轻一代在经济绝望中集体“裸奔”后，留在皮肤上的尸斑。
日本陷入经济衰退已有多年，但为什么在2022年之后，梅毒感染会像火山一样集中喷发？答案藏在两个时间点里：20年前和最近3年。这一切悲剧的原因始于1999年与2004年《劳动派遣法》的两次恶性修改。曾经，日本依靠“终身雇佣制”构建了战后最大的社会神话——“一亿总中流”。企业不仅是雇主，更是家庭的保护伞，从摇篮管到坟墓。但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为了给在通缩中苟延残喘的企业“松绑”，政府打开了制造业派遣的禁令闸门。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抛入非正规雇佣（派遣、契约工）的深渊，他们的收入仅为正社员的66.9%。他们干着一模一样的工作，却拿不到至关重要的奖金，没有任何福利，且随时面临一纸通知就被扫地出门。这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一个结构性的火药桶，批量制造了一整代“穷忙族”。
如果说《派遣法》只是让年轻人“慢慢变穷”，那么最近三年的经济剧变则是一顿乱砍，直接把他们从悬崖边踹了下去。实质工资连续25个月以上负增长，跌幅为40年来最惨。物价涨了，工资没涨。年轻人还面临隐形税负：社会保险费持续上涨。一个月薪25万日元的年轻人，扣完到手可能只剩19万。这直接击穿了在东京生存的最低底线。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食品和能源价格飞涨，恩格尔系数达到1981年以来43年最高。对于底层年轻人来说，连一日三餐都可能开始成为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