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的清晨，阳光明媚，但四年级教师比尔·阿特金森却常常在学校停车场醒来。他又在车里过了一夜。他向媒体表示：“无论我借多少钱、凑多少钱，都赶不上债务的累积，因为收入根本不够支付房租。由于长期习惯了月光族的生活，我根本没有积蓄来支撑几个月的房租。”尽管他的年薪约为5.4万美元，在这座房租飞涨的城市，他仍无力负担任何一套合规住所，只能把自己的汽车当成“卧室”。
高房租、信用受限、没有资格获得补贴——这些现实因素把一名全职教师逼上了露宿车内的境地。他坦言：“我不是没有工作，也不是做得不好。我只是被生活成本压到了边缘。”
比尔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当下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共同面对的一种压迫感。他们的生活面临一条若隐若现的“斩杀线”：当财务状况跌破某个临界值，任何一次意外，都足以让整个家庭被击穿。这种困境在美国社会中愈发触目。
《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一名单亲母亲的经历更显狼狈：疫情后房东三次涨租，她只能带着三个孩子搬进按周收费的廉价旅馆。20平米的房间里，行李箱、外卖盒与作业本挤在一起，她在洗手池边煮面条，孩子们趴在床边写作业。这个未失业、未遭灾的家庭，就这样被房租挤出了正常生活。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数据印证了这种困境的普遍性：全美房租中位数过去几年上涨超三成，部分大城市涨幅突破五成，而工资增长始终滞后。收支失衡的背后，是“斩杀线”的持续收紧——当住房支出占满收入大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医疗账单则是更致命的“隐形杀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调查显示，2024年，超四成美国成年人收到“无法承受”的医疗账单。高免赔额保险、复杂收费与持续通货膨胀，让家庭在积累到足够应急储蓄前，就已走到财务悬崖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