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电影《四渡》的主创团队来到贵州。从遵义到土城，从娄山关到茅台镇，我们辗转于赤水河两岸。只有亲临现场，才能深刻理解四渡赤水这段军事传奇中蕴含的精神力量。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我和影片监制刘伟强导演一起聆听解说员的讲解。刘伟强听得非常认真，一再询问细节。复盘学习收获时，大家最深的感触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刘伟强对我说：“你是年轻导演，拍的是一群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那一刻，我们的叙事有了全新的意义和方向。
在苟坝会议会址，我们踏上了一条田间小道。据历史记载，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之后，行军来到苟坝这个小山村。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发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毛泽东分析认为，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陷入重围，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尽管他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但当天深夜，他手提马灯，走了约2公里山路，去周恩来的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又去朱德住处做朱德的工作。
《四渡》是一部军事史诗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平生得意之笔”。我们在影片中花大量笔墨展现他在指挥室中的战略部署，以及与蒋介石的战术博弈。然而，在我心中，遭到反对的那一夜，他决定再次争取而踏上的这条田间小道，以及在漆黑的夜色中提着一盏马灯的孤独背影，才是电影《四渡》的核心意象。
我们还从苟坝会议会址出发，一路走到了周恩来住处旧址。90多年过去了，路的两边已经开垦成了农田。路上遇到的几个当地居民对这条小道非常熟悉，热情地指给我们看。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历史似乎就这样跟我们的脚步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