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的向一丁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两年里他连续四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全部落榜。第四次成绩出来那天，他没有翻开下一本教材，而是买了一张从伊犁出发的大巴票，穿过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埃及，最后抵达阿联酋。59天，6个国家，17座城市，总花费2.2万元。
这件事冲上热搜后，评论区迅速分成两派。一方认为这是“最松弛的亲子关系”，另一方则质疑这是否是“家里有钱兜底的啃老”。一条朋友圈揭示了两代人在“考公失败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向一丁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北大硕士刘源2021年考选调生失败，入职国企两年后裸辞，用4个月走了20多座城市。旅行结束后计划重返职场，但拿到的北京大厂offer因部门调整临时作废，后续多次求职都在临门一脚失败。这两个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现象——“考公退出”。年轻人在连续多次考公失利后，不再选择继续投入下一个备考周期，而是主动中断对“考公路径”的依赖，通过旅行、gap、灵活就业等方式重新设定短期人生目标。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2026年国考实际参考人数达到283.1万人，计划招录3.81万人，录取率仅1.35%。省考层面更惨烈，23省联考招录人数同比缩减15.3%，报考人数却逆势突破580万。把国考和省考的失利群体加在一起，单年考公失利规模超过800万人。当“考不上”从一个小概率事件变成大多数人的常态时，死磕的意义本身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两代人面对同一个结果时的分歧，根源在于他们站在了完全不同的就业土壤上。上一代人进体制内有保障，外面的市场化岗位也足够多，转而就业不丢人也不难。但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几近固化的赛道和高度不确定的外部市场。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16到24岁非在校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4.9%，与此同时全国灵活就业总规模已突破2亿人。这意味着，考不上之后，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绝望的局面，而是一个虽然不够稳定但至少可以喘息的中间地带。